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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智库观察

随着人工智能系统在军事、执法、医疗、教育等关键社会领域中的渗透，AI伦理问题逐渐从技术话语走向全球政治与治理结构的核心议题。伦理监管不仅关乎模型偏见纠正、风险可控和透明性提升，更在全球治理中构成一种“软权力”工具——通过制度出口影响技术规则与价值共识。当前，美国与中国在AI伦理监管方面分别构建了以“自愿性原则+多利益相关者治理”与“国家主导+平台责任”相结合的制度框架，双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OECD等多边平台上积极推动自身标准的国际承认，并在亚非拉国家争夺“制度适配”的话语权。


本报告以两篇文章为基础，系统分析中美AI伦理监管模式的输出路径及其在全球南方国家的传播实践。第一篇文章来自《海外政策》，追踪中美如何通过出口监管、技术协议与战略对话推动其伦理治理范式的外部化。第二篇文章则聚焦发展中国家的视角，由布鲁金斯学会于2025年撰写，分析南方国家如何在北京与华盛顿之间进行技术采纳与治理路线的抉择，并揭示其对全球AI伦理格局多极化的影响。通过比较两国在伦理原则、传播机制与接受国反馈等方面的差异，本文旨在探讨未来是否可能出现“伦理共识机制”，或是朝着“伦理集团化治理”进一步演变。


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对中美伦理监管输出逻辑的分析


在 Christina Lu 2023 年发表于《Foreign Policy》的文章《The U.S. and China Are Racing to Regulate AI》中，作者将中美在人工智能伦理监管方面的竞争视为全球技术治理秩序重构的重要体现。尽管该文发布时间早于2025年，但其观点为理解当前中美制度输出的路径和意图提供了关键背景和框架。美国的AI伦理监管依托其自由民主制度传统，强调“多利益相关方参与”、“透明性”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例如，美国政府在2022年发布《人工智能权利法案蓝图》，确立了包括算法透明、反歧视、防止算法滥用等五大伦理原则。2023年以来，拜登政府进一步通过行政命令与NIST（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推动伦理评估指南的国际传播。文章指出，美国不仅在GPAI、OECD等平台积极倡导以人为本的治理结构，还与欧盟、日本等盟友建立AI政策协调机制，试图打造一个民主国家共同体主导的伦理治理体系。


相比之下，中国的AI伦理监管更强调国家主导和平台义务，强调治理的可控性与社会稳定性。文章引述中国国家网信办等部门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指出中国更倾向于将伦理原则嵌入行政监管与行业许可制度。例如，算法备案制度、内容审核责任和个人信息保护规定成为推动平台企业承担社会伦理责任的关键路径。Lu指出，中国并未局限于国内规制，而是积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数字丝绸之路”推动这些规范走向海外，特别是在中亚、东南亚和非洲地区。文章进一步强调，这种制度输出不仅体现在双边合作框架中，更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技术转让与联合研究项目嵌入接受国的AI政策制定中。在一些政治体制相对集中的国家，中国的治理模式因其高效率与可复制性而具吸引力，而美方模式则在透明性与公民参与方面拥有优势。


总体来看，作者指出中美在伦理监管领域的“输出机制”已成为AI全球治理的核心竞争之一，而各国在制度采纳时面临价值观、经济结构和技术依赖程度等多重考量。便于我们普及并理解发展中国家的选择空间及两种治理范式的适配性差异。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国家角色与多边结构中的中美路径分化


2025年1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Chinasa T. Okolo 发布的《全球南方人工智能治理：更多包容性治理的机遇与挑战》从发展中世界的角度出发，深刻揭示了中美AI伦理监管路径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与以往自上而下的全球治理叙述不同，该文明确指出，南方国家并非完全被动接受中美输出的AI治理框架，而是正在努力在技术采纳、伦理议程和规范认同之间寻求政策平衡。文章以非洲为主要案例，指出多个国家在医疗、农业与教育等关键领域积极部署AI系统。例如，尼日利亚政府曾尝试通过AI辅助诊断平台提升农村医疗系统的覆盖率，乌干达在农业产量预测中引入了基于图像识别的系统。然而，作者强调，这些AI系统往往引自中美科技公司，而其内嵌的治理逻辑——包括用户数据收集规范、模型评估标准与伦理使用红线——并不完全契合本地社会文化与法律体系。


在治理制度选择上，Okolo指出全球南方国家被迫在中美之间做出“治理倾斜”。美国输出的AI伦理价值观（如开放性、问责机制与算法透明性）借助OECD、GPAI与科技外交通道进入非洲与拉美地区；而中国则更常以基础设施投资、云服务部署与技术援助形式输出“稳健发展+数据主权”逻辑，强调“国家安全”优先及技术可控性。这种路径差异使得南方国家面临双重压力：若采纳美方治理范式，往往需要改革数据管理制度以符合透明性要求；若靠近中方模式，则必须在国家主导型监管与民间数字权利之间做出妥协。文章进一步指出，基础设施差距是导致治理模式路径依赖的重要原因。非洲地区尚有6亿人未实现稳定联网，且AI基础设施严重依赖外部厂商，导致本地几乎无法建立起真正的“治理沙箱”机制来测试伦理与规范框架。这种依赖性使得中美的AI价值输出不仅是意识形态对垒，更在实践层面塑造着本地制度架构。


结尾部分，Okolo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包括：通过OECD与联合国框架建立“南方技术规范接入机制”，保障这些国家的规则输入权；扩大GPAI参与国名单，给予南方国家观察员席位或独立治理权重；并由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提供治理基础设施投资支持。与Foreign Policy文章中聚焦“输出者视角”的分析不同，该文站在“治理接受者”的立场，强调中美伦理监管竞争在全球南方地区的真实后果，并警示国际社会须正视话语平衡与制度适配问题。










原文链接：

1.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6/19/us-china-ai-race-regulation-artificial-intelligence/

2．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ai-governance-global-south-beijing-washington


文章检索及编译:吴思叡（华盛顿大学）

审核:赵杨博

排版:李森（北京工商大学）

终审:梁正、鲁俊群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编
上述信息均根据原文内容整理，谨供读者参考，不代表本机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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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智库丨人工智能国际治理观察第28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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