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动作是我做的”？这种名为 “主控感”（sense of agency）的体验，是自我意识和运动控制的核心。但这个看似简单的感觉，其实来自大脑对“预期动作结果”与“实际反馈”的比对。

最新研究发现，这种比对并非等到动作发生后才开始，而是在动作发生之前，大脑中的θ-α波（4–13Hz）就已经在悄悄“预设”我们的控制感。研究团队利用脑机接口（BMI）系统（见图1），在一位高位截瘫者和健康人群中，发现M1区域的低频振荡活动与主控感密切相关。这些节律信号影响了运动前不同脑区之间的连接方式，或许正是塑造主控感的关键机制。图1展示了BMI如何将大脑信号转化为动作输出，也让我们首次看到：我们对“自我控制”的感受，可能早已在大脑启动动作前决定了。

图1｜实验1和实验2中使用的脑机接口（BMI）系统示意图

该BMI系统的目的是帮助一位高位截瘫的参与者“重新掌控”自己的手部动作。具体来说，他们在这位参与者左侧大脑——控制右手运动的区域——植入了一块96通道的电极阵列（图1a），用来记录大脑在试图移动手部时产生的高频神经信号。然后，研究团队通过支持向量机对这些信号进行解码，判断参与者想要进行的具体动作。接下来，被“读懂”的运动意图并不会停留在大脑里，而是通过一套定制的神经肌肉电刺激（NMES）袖套（图1c）传导到手上，从而让这位参与者的手重新“动起来”。此外，研究者还借助fMRI扫描（图1b），定位了与手部运动相关的脑区和电极植入位置，确保整个系统的精确性。

四项系统性实验

为了探究主控感背后的神经机制，研究团队开展了四项系统性实验，并结合功能连接分析，逐步揭示了：我们在动手之前，大脑的某种“节奏信号”已经开始塑造我们是否觉得“是我控制了动作”。以下是各实验的详细发现：

实验1：截瘫者大脑的“节奏”预示控制感（见图2）

在这项实验中，研究人员分析了一位长期使用脑机接口的截瘫患者的数据。参与者通过BMI系统执行了四种手部动作（如张合拳头、屈伸拇指），随后被要求判断“是否是自己产生了该动作”。关键在于：实验故意操纵了视觉与身体的反馈信息。例如，当参与者试图张开手时，系统有时却显示为“手在合拢”——这种“错乱反馈”让大脑的感觉系统处于矛盾状态（图2a）。研究者随后发现，在这种感官冲突的情境中，决定参与者是否产生“我控制了”的判断的，不是反馈本身，而是动作发生前500到50毫秒内，M1区域的低频α波相位（图2e）。

图2｜实验1的设置和结果

更有趣的是，这个效果集中在8Hz左右的频率，而这一频段正是我们熟知的运动相关mu节律频率。图2f显示，高主控感与低主控感的试次，在这个时点呈现出完全相反的相位分布。这种“相位对立”是研究首次在人类中如此清晰地观察到的主控感神经标记。

实验2：我们“觉得动作发生得早”，其实是因为大脑提前做了决定（见图3、图4）

研究团队进一步引入了一个经典的时间判断任务：让参与者在看到一个旋转钟表时，报告他们认为动作发生的时刻。通过比较自发动作（由意图驱动）和被动动作（由外部电刺激触发），研究者发现：当动作是自主触发时，参与者普遍认为“动作发生得更早”——这被称为主观时间压缩效应（图3b）。

图3｜实验2的设置和结果

而令人惊讶的是，那些感知为“更早发生”的动作，其背后的大脑节律相位，再次集中在8Hz附近的低α波段，时间上也仍旧提前于动作发生（图3e）。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些相位信息远比LFP振幅等传统指标更敏感地预测主控感（图3g vs 3i）。这意味着，我们对动作时间的感知，甚至主控感的产生，可能都根植于一个非常具体的神经时钟信号。

图4系统性地展示了，不论是“主观评分”（实验1），还是“主观时间感知”（实验2），大脑在动作前的相位模式是一致的，都指向相同的8Hz节律。

图4｜实验1和实验2中，动作前的相位与主控感的对应关系

这些低频节奏到底是不是大脑“真正用来控制神经活动”的？它们是否只是脑电图上的现象，还是实际在驱动皮层神经元的放电？为此，研究者回到实验1中植入电极的截瘫参与者的数据，从神经元水平来检验这个问题。他们的方法是分析：M1区域的局部场电位（LFP）节律与神经元放电之间是否存在“锁相”关系（PLV）。

图5｜实验1和实验2中，动作前的相位与主控感的对应关系

图5为我们提供了关键证据：主控感与大脑中某一特定频率（8Hz）节奏下的放电精度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大脑不是一团神经元在“乱放电”，而是在一个“精准节拍”的指引下完成主控感的构建。

实验3：健康人群中的大脑节奏也能预测主控评分（见图6）

为了排除植入电极对结果的影响，研究者在30位健康人身上重复了类似的实验，使用EEG-BMI系统控制虚拟手。参与者通过想象手部运动，驱动屏幕上的手进行闭合动作，并在每次试验后从1到9评分自己“控制感的强弱”。结果显示，与实验1一致，SMA（辅助运动区）与M1区域的低α波相位在动作发生前就可以预测评分高低（图6c）。图6d进一步展示了这一相位效应在9Hz左右最为明显，并随着个体的α节律频率而变化（图6f）。也就是说，每个人对“我是否在控制”的感觉，可能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大脑节拍”。

图6｜实验3设置与结果

在最后一步分析中，研究团队提出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某个相位能带来更强的控制感，它是否也让大脑网络之间的连接更高效？他们发现，当SMA区域处于“最佳相位”时，大脑在动作后的0.2–1.2秒内，其与多个脑区（如前额叶、顶叶、颞叶）之间的α频段连接显著增强（图7a–c）。更重要的是，这种连接是从SMA出发，主动影响其他区域的（图7e–g）。这提示我们：主控感不仅是单一脑区的产物，更是一个“由节奏驱动的信息协调网络”的表现。

图7｜动作前相位与大脑功能连接的变化

这项研究揭示，我们“控制动作”的主观体验，其实根植于大脑运动区在动作发生前的节奏性活动，尤其是8Hz左右的α波相位。这一节奏不仅预测我们是否会产生主控感，还通过协调大脑各区域之间的连接，调控感知、意图与反馈之间的信息整合。从神经元放电到跨区域通信，这种以节奏驱动的分布式机制，体现了大脑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在“自我感”形成中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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